青诉
“新媒体儿童”来了 家长怎样“见招拆招”
同济大学副教授陈青文指出，父母在引导儿童上网时应均衡强调网络的机遇与风险。受访者供图
根据陈青文团队的访谈数据制作的图表。受访者供图
相信很多人有过这样的体验：在一些公共场所，“熊孩子”拿着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打游戏或看视频，音量很大，家长却视若无睹。相关研究报告显示，在我国，儿童使用新媒体出现了低龄化、娱乐化的倾向。
一方面，手机、平板电脑等可以联网的新媒体设备伴随着新一代儿童成长，一度成为他们身体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新媒体强大的教育功能与人际沟通用途，也使其成为学习和交流的利器。
作为一个00后孩子的母亲，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陈青文面临同样的困扰：儿童以怎样的方式和频率使用新媒体才是最恰当的？家长又应该怎样指导孩子合理使用新媒体？
带着这些问题，陈青文与团队在上海随机访谈30个3～10岁儿童的家庭，了解儿童的新媒体使用情况、家长对儿童使用新媒体的态度与介入情况，以及儿童对家长介入的看法；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建议，研究结果发表在2019年8月的核心期刊《新闻记者》上。
从“电视儿童”到“新媒体儿童”
作为70后，陈青文坦言自己就是“看电视长大的”，15年前在复旦大学读研时，研究的也是当时国内刚刚兴起的儿童频道。她说，从“电视儿童”到“新媒体儿童”，其转变速度甚至快于一代人成长的速度。而这种转变给家长带来一种困扰：难以参照自身经验指导孩子合理使用新媒体。
或许有人会问，更上一辈人的年代也没有电视，他们如何教养下一代？
“因为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具有很强的互动性、参与性以及创造性，但是没有经过学习与引导，儿童很可能只是把新媒体当作电视或游戏机。”陈青文解释，同时，新媒体无处不在、内容上又无所不包，这与传统的电视等媒体很不一样，家里可以不放电视，但不能没有网络没有手机。在现代都市，“便携式”与“永久在线”已成为人们使用新媒体的共通点。
陈青文觉得，从家长提供给孩子新媒体设备的那一刻开始，“新媒体儿童”就诞生了。
在30个被访谈的家庭中，有三分之一的孩子拥有自己的新媒体设备，另外的三分之二与父母共用，其中许多父母会将自己淘汰不用的新媒体设备留给孩子使用。在用途上，多数儿童用来玩游戏，其次是看视频，第三才是学校指定的作业。
据统计，一半以上的孩子使用时间较长，尤其在周末，几乎都超过一天两个小时。在趋势上，幼儿园组已有不少孩子长时间使用新媒体，随着年龄增长使用时间有加长倾向。此外，比起小学组，幼儿园组拥有自己的新媒体设备的比例更高，这说明新媒体使用呈现低龄化。
今年3月，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和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共同发布的《2018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7月31日，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达1.69亿，未成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3.7%，明显高于同期全国人口的互联网普及率(57.7%)。报告称，这是近年来我国互联网覆盖范围扩大、移动流量资费下降的直接表现，也与未成年人对互联网的兴趣浓、学习能力强、应用需求大密切相关。
别让机器取代家长陪伴
研究团队在访谈中发现，孩子们使用新媒体多是由于缺乏陪伴，特别是学龄前的孩子。由于父母忙碌且没有小伙伴一起玩，孩子只好转向手机与平板电脑；而随着年龄的增加，越来越多孩子选择新媒体。
有些父母甚至主动选择用新媒体代替自己来陪伴孩子。在餐厅等公共场所常看到幼儿一边吃饭一边看视频，也许只为让父母能够“好好吃一顿饭”。“她用这个比较乖，也不去吵，只要她不吵就行。”一位妈妈说。
访谈还发现，随着年龄的增加，相对于找朋友玩，越来越多孩子更愿意选择新媒体；且孩子年龄越大，对自己的新媒体使用时间似乎越不满足。小学组的受访者多数觉得自己的使用时间不足，一名女孩觉得一天两个小时也不够。
“当父母用新媒体代替自己陪伴孩子时，实际付出的代价很可能是巨大的。”陈青文在研究报告中指出，“随着年龄增长，他们更有可能依赖新媒体，这时即使父母想要陪伴他们，他们也可能持续沉浸在与机器的交流之中难以自拔。当机器取代人类陪伴儿童之后，即使人回来了，儿童与机器的关系已经牢不可破了。”
陈青文结合专家意见与个人经验，给家长们提供了一些建议。“如果你想要管控未成年子女使用新媒体，尽量不要让他们拥有自己的设备，只借给他用，也就是说给孩子使用权，而家长保有管控权，至于管控与隐私之间的拿捏，就需要智慧了”。
她还表示，虽然目前的学术研究对何时开始管控孩子使用新媒体没有定论，但她觉得，下定决心要管控孩子的父母要尽早采取行动。“很早就让他知道家长要管，会比突然要管好得多”。
为什么别人家孩子可以玩电脑，而我不行？
在这场“设备争夺战”中，“孩子哭家长吼”是常见的场景。研究团队发现，多数孩子的招数是哭闹和“赖”，能玩多久就玩多久，直到家长把设备收走。
有意思的是，在“家长对孩子使用新媒体是否担忧”这个问题上，家长的态度呈现两极化：有17位表示担忧，13位表示不担忧，要么非常支持，要么非常反对。
访谈中，有的家长认为“这是趋势”“这个东西早晚要接受”，因而完全不担忧。一位妈妈表示：“谁家都有，反正就是不能落后嘛；她不懂的话就感觉是跟在人家后面，跟不上一样。”
而持相反意见的家长态度也很明确，他们的担忧主要体现在三点：一是怕孩子沉迷；二是担心对视力的危害；三是担心暴力等不当内容造成负面影响。
陈青文认为，这样“两个极端”的态度使得家长管教孩子的工作陷入困境。“为什么他可以我不行，这是小孩的常问句。例如孩子会说，同学回家都可以用电脑为什么我不行？”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家庭教育风格的变化。“‘权威教养’已经不容易行得通，过去父母可以回答不行就是不行，但现在很可能换来一顿哭闹并持续要求，毕竟小孩的精力比我们好太多了”。
研究团队还发现，和电视时代一样，家长介入子女使用新媒体的方式以“限制”为主，且时间限制多于内容限制。
访谈中的多数家长仅知道孩子在玩游戏或看视频，却不知道孩子具体玩什么游戏或看什么视频。有学术研究认为，限制型的指导策略不但不能有效协助解决儿童上网可能遇见的问题，还容易造成亲子关系的质量下降或是冲突频生。
对于孩子的不受管教，无论是哭闹、发脾气或是耍赖，受访的家长表示：“让她哭”“不理她”或是“吼他”，也有家长会耐心讲道理，但孩子不听还是会进入吼骂的轮回。
一名9岁男孩的妈妈说，通常会先讲道理，不听就骂他，骂了没用只好加大音量吼他，再不行就只好处罚了，例如几天不准使用新媒体或者增加作业数量。多数家长对于孩子的吵闹都能做到坚持不给他们继续使用，但是孩子的哭闹或发脾气等反应还是会持续。
学术研究证明父母的正面介入更有效
“我们只是在上海做了小范围的访谈。”陈青文表示，“要想给出科学的建议，还需要在全国不同城市、农村做广泛、长期调查研究。”
但在此之前，一些国家比我国更早遭遇这些问题，他们的学术研究或许可以提供参考。
陈青文介绍，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就盛行家长介入子女媒介使用的研究；1990年后，美国政府在家庭政策中强调父母角色，相关研究更加受到关注。研究指出，父母一直以来主要采取的两种介入方式主要是“制定规则”和“限制”；而父母的实际行为可分为亲子讨论等倾向正面的介入方式和禁止或限制使用等倾向负向的介入方式，还有父母采取亲子间共同收视的模式。
在另一篇2007年英国学者关于未成年人使用新媒体的论文中，作者将父母对孩子使用新媒体的介入策略分成四类。除了共同使用与限制使用，父母还会采用“科技限制”，即利用科技软件或设定限制子女，使其无法使用未经同意的数字媒体内容；以及用不同方式监看子女使用网站、信件、游戏等。他们的结论是：当父母采取积极主动如共用或讨论的方法介入子女使用新媒体时，可以有效降低子女在新媒体使用上的负面影响。
国内关于媒介的研究同样认为，家长的介入可以带来积极效果。
例如，在心理方面，父母和家庭正确的干预能减轻青少年心理焦虑、帮助建立自信自尊并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在学业与降低风险方面，父母对媒介使用的积极干预能提升青少年的学习效果、减少媒介中暴力内容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影响儿童性别角色态度的形成、减少儿童对媒介内容的恐惧反应，并降低儿童可能遭遇的某些网络风险。
同时，父母的想法和介入的动机与方法极为重要。
国外研究发现，当家长越希望互联网对孩子产生积极作用，并认为互联网会对孩子产生负面影响时，他们就会越多地介入孩子的新媒体使用。国内研究也指出，上网时间越受父母严格限制，青少年使用互联网便越倾向于娱乐性动机。
“重点或许根本不是儿童该不该使用新媒体或如何使用新媒体，而是家长在哪里，孩子的心思又在哪里。不同领域的研究都指出现代社会比以前更忙碌，父母如何创造一个愉快的亲子环境将是越来越重要的议题，亲子间有品质的陪伴是形塑好父母的必要条件之一。”陈青文的访谈报告这样写道。
用心和孩子沟通
孩子对父母的管制是怎么看的呢？访谈结果显示，整体上有一半的孩子认为父母管得合理；同时，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对父母的介入管制认同的比例有所提高。而“规则共同制定”与“说话算话”成为儿童衡量父母管教是否合理的共通标准。
以访谈报告中9名幼儿园组的孩子为例，4岁的敏敏(以下未成年人皆为化名)觉得父母管得多；5岁的婷婷觉得父母管得不多，因为他们是讲道理的；5岁的珠珠说她怕爸爸，因为爸爸生气的时候很凶，会说“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再怎么怎么就给你踹到楼下去”；同样都是6岁的琪琪、娃娃和玲玲则是怕妈妈，觉得妈妈太凶了。
小学组21名孩子当中，13名孩子觉得父母的管制是合理的，5名孩子感到不合理，还有3名孩子回答不确定。三年级的小涵告诉访谈人员，她觉得父母的管制有时合理有时不合理，不合理的原因在于约定好的时间还没到，就强行把手机拿走。“我妈妈有几次都说好给我玩的，玩10分钟，没想到差不多到两分钟的时候她就说10分钟到了，我不心甘情愿，妈妈就拖我走了，她说现在是晚上了，不能再玩了”。
访谈报告建议，从社会的大环境层面来看，有两件事为当务之急：一是要在儿童成长的不同阶段提供适时的新媒体素养相关教育课程；二是提升家长对新媒体与新技术的掌握能力。
“并不是所有家长都有时间精力去参与或自主学习，我认为可以从学校教育着手，印发一些原则与建议让孩子带回去给父母。”陈青文解释说。
而家长除了要提升对新媒体、新技术的认识，还应该重视亲子间的沟通，用引导参与的方式陪伴孩子使用新媒体。尤其是在制定规则的方法上，家长需要经常跟孩子聊聊。“其实幼儿园的小孩有很清楚的概念，这个好不好，应该用多久。如果是孩子自己定的规则，或者家长跟他商量同意的，孩子会比较愿意遵守”。
陈青文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时经常会与国外学者讨论这些问题：什么时候要给孩子新媒体设备、一天的屏幕时间应该多长、什么时候让小孩拥有自己的社交媒介账号等。“虽然有一些机构会给出建议标准，例如一天屏幕时间不超过1个小时或两个小时，一般社交软件建议14岁以上，但父母观念不一样，社会情况不一样，家庭情况不一样，还有小孩也不一样，所以可以参考一些有研究根据的建议，但最终还是要去寻找适合自己的方式，我认为没有绝对标准”。
“根据需求来决定”是陈青文最主要的依据，她的儿子在幼儿园时很少接触新媒体，但看到别的小朋友有自己的手机就说也想拥有自己的手机，而这个愿望到现在儿子要上中学了也还没有达成，因为儿子还没有携带手机的需求。进入中学，儿子的有些作业需要用到电脑，学校要求给孩子准备笔记本电脑，于是她买了儿子想要的笔记本电脑，但前提是用于学习，不能装游戏。“目前刚开学不久，未来还有什么问题，我也是边走边看”。
“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有心胜过无心，只要有心，孩子都是感受得到的。我的建议是：因材施教、见招拆招、用心沟通。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用心沟通可以增强感情减少误会，其实是最事半功倍的方法。”陈青文表示。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