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称，南京中小学生正遭遇如下情形：“不许补课，不许考试，不许公布分数，不许按成绩分班”“突击检查学校，甚至查看学生书包里有没有‘违禁物品’——卷子，课外辅导教材，作业本”“减少课时，提前放学，下午3点已经可以坐在家里”……
对此，南京教育部门回应：确实开展了义务教育学校违规办学行为问题专项整治专项督查行动，“但存在对督查工作理解不准确、执行规定简单化的现象，引起了社会和部分家长的误解。教育部门将及时纠正偏差。”面对争议迅速回应、承诺纠偏，这样的积极态度是值得肯定的。此事折射出的中小学生“减负”中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也值得更深入地探讨。
应该明确的是，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减掉过重课业负担，是重要且必要的。在一些地方，还存在考试过于频繁、课程随意增加难度、作业过多等问题，学业的“军备竞赛”确实存在，也催生了许多“大书包”“小眼镜”。为此，今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明确提出：坚决防止学生学业负担过重。
实事求是地说，不管是学校、家长还是学生，都不希望“死读书”，但大体认同以考试作为人才选拔的基本方式。而在优质教育资源依然短缺的条件下，竞争压力前移在所难免。因此，我们一方面要防止压力过分前移，一方面也要正视压力的客观存在。现实逻辑告诉我们，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作为选拔的考试及必要的课业训练，仍是必需品，零压力的“快乐教育”并不可行。移除了必需品，又提不出替代品，才会诱发更大社会焦虑。
换句话说，拒绝填鸭式教育，不等于完全放养；不要唯分数论的应试教育，不是说不要考试了；防止负担过重，也不是要制造教育真空。无论各地政策怎么定，都应落在理性区间内，而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否则，类似“减负=制造学渣”的质疑一定会出现，会反过来消解改革中有效的部分。
“减负”的方向不会变，但怎么“减负”则值得探索。学校教育作为公共产品，基本上是“标准件”，而全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却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多元。比如，在教育发达的地方，素质教育的呼声更高；在人口大省，各方对升学率的诉求相对更高；那些照顾子女不便的父母，则很希望学校延长教学时间、提供有效托管。这些围绕“减负”的不同视角，本身就折射教育均等化之路任重道远。那么，在这些不同关切中，“公约数”是什么？或许，不是简单的减负，而是如何进一步提升这个“标准件”的整体质量。
在这个过程中，“强化课堂主阵地作用，切实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依然是重中之重。今天，全面发展素质教育已是全社会共识，但素质教育不等于教学质量的打折。对于“教师认真批改作业”“强化面批讲解”“上好每一堂课”，学生与家长的期待只会提升不会降低。因此，在减负举措的具体执行中，要坚决防止和纠正执行简单化、形式化、机械化，这才能够为全面发展素质教育提供坚实的基础。
对于一项公共政策，我们总是免不了这样去掂量：它距离公众期待是近了还是远了？是在纾解压力还是在制造焦虑？对于各地教育部门而言，就要考虑到减负后的连锁反应，提前作好政策制定的沙盘推演。比如，在考试难度不变甚至增加的情况下，学校里放学早了、教得少了，必然导致学生涌向课外补习班；再如，家校之间其实是个连通器，老师不再布置作业、批改作业，压力就会平移到家长身上，无非沦为家长出题或者家庭作业变家长作业。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象，呼吁治理者树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观、多些精细化管理思维，在政策出台、执行过程中，多吸收一线教师的建议，多听听家长与孩子的心声。
其实，对于中国的基础教育，我们心中还是要有一根基准线，即中国的基础教育不仅不差，而且在全球还很有竞争力。比如，上海中学生在2009和2012年两次参加OECD发起开展的“国际学生测试项目”（PISA）均取得世界第一，剑桥大学早几年就认可了中国高考成绩作为入学申请指标，而从整个劳动力市场看，扎实的基础教育正是中国人才红利不断释放的重要源泉。从这个角度看，减负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也应把握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改革是为了提升教育质量、巩固既有优势而非相反。
来源：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