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人常说春游牛首，秋游栖霞。游牛首是踏青，游栖霞是为了赏红叶。每年深秋，栖霞山就拥满了游客，不看青山，不看白云，也不看长江的碧水，更不看古寺，只为了看红叶。
为了满足游客的这一爱好，近几十年，山上种植了很多枫树，“霜降”一过，漫山遍野的枫叶，便如火一般燃红了山坡，煞是喜人。
栖霞赏红叶这个习俗始于何时，不大见人说过，闲来好事，翻了一些古书旧籍，找到一些材料。据我的初步估算，这个历史大概也就两三百年。具体说来，它应该是从清初开始的。
我查考过几种明代南京地方文献，都没有提到栖霞看红叶的事。明代中期，南京人陈沂曾撰《金陵世纪》，其笔下写到栖霞山，并未提及赏看红叶之事。后来，著名文人王世贞游栖霞山，写了一篇游记，也没有说及。万历后期，差不多快到十七世纪了，曾领职南京国子监的江西大庾人孙应岳，撰写《金陵选胜》，栖霞山是他所选中的胜迹之一，但他也没有说到红叶。
余宾硕是明遗民余怀的儿子，也自认为遗民，他的生活年代主要是在清初。他写过一组《金陵览古》，其中有《栖霞寺》一首：
海日初生江气开，摄山天半拥楼台。
征君宅傍孤峰下，帝子碑沉乱石隈。
衰草白云迷晓磬，秋风黄叶满苍苔。
不辞临眺伤摇落，词客哀时酒一杯。
诗中写到秋风、黄叶、苍苔，意在渲染沧桑和苍凉。不过，诗中的“黄叶”属于常规的意象，与作为欣赏对象的红叶，迥然不同。
南京地方文献中开始提到栖霞红叶，似乎是从乾隆时代开始的。江宁人王友亮(1742—1797年)恰好就生活在乾隆时代。他撰有组诗《金陵杂咏》，其中有《摄山》一首。诗序中明确提到，摄山在“城东北四十里，山多药草，可摄生，故名。秋时人多看红叶于此”。其诗云：
连峰盘礴此江濆，名字南齐始著闻。
舍宅已传明处士，主山偏说靳将军。
药苗春涧香生雨，枫叶秋林烧入云。
几度支筇吟未足，只今清梦尚殷勤。
“枫叶秋林烧入云”，可见当时山上枫林已经颇有规模。“秋时人多看红叶于此”，可见当时这个民俗已经形成。
与王友亮差不多同时，南京有一位女诗人骆绮兰。因为是女诗人，又列名袁枚的随园女弟子，骆绮兰近年来颇为引人注目。她的《听秋轩诗集》中收有多首游栖霞山的诗，最值得注意的是《栖霞看红叶过德云庵用壁间韵》：
穿云破藓过僧家，禅板初开静不哗。
尘梦尽销黄叶雨，仙楼都拥赤城霞。
涧边曲水沉清梵，林外疏钟起暮鸦。
好煞秋光惟薄暮，石栏倚过夕阳斜。
诗题告诉我们，她来栖霞山是为了看红叶，这就为王友亮的说法提供了同时代人的“现场见证”。可惜除了“仙楼都拥赤城霞”，诗中没有更多对红叶细加描绘，也没有说来看红叶的人多不多，也没有提来看红叶的都是些什么人。
不用骆绮兰点名，我们也知道，在乾隆时代，经常光临栖霞山的人中，名气最大的就是乾隆本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二十七年(1762年)、三十年(1765年)、四十五年(1780年)、四十九年(1784年)，他5次驾临栖霞山，驻跸于栖霞行宫。那是两江总督尹继善专为其修建的。在栖霞山驻跸期间，他创作了100多首“天章”，也留下了“第一金陵明秀山”的品题——这是栖霞山在清代所拥有的一块金字招牌。不过，乾隆的栖霞诗篇中从来没有提到红叶。这一点看似奇怪，其实很正常，因为乾隆5次巡幸南京都是在春天，没有机会与深秋初冬的红叶邂逅。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他的臣下、时任两江总督的尹继善，却在诗中一再提及栖霞红叶。在《初冬偕诸同事游摄山和袁子才韵》中，尹继善写道：“共爱枫林霜叶晚，终输春暖碧桃红。”在《再和袁子才游摄山韵》中，他又写道：“朱履却宜枫叶老，青峰岂厌鬓毛斑。”
显然，深秋或初冬到栖霞山看枫林霜叶，在尹继善和袁枚的眼中，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这正可以与王友亮和骆绮兰等人的诗相印证。
那么，栖霞山从什么时候开始广植枫树的呢？确切的时间很难考定，但至少十七世纪后期应该有了。
那个时代的某一年深秋，朱彝尊(1629—1709)与几位亲友登栖霞山，作诗4首，其中已有“槭槭霜叶鸣”的句子。写《桃花扇》的孔尚任(1648—1718)，年辈略晚于朱彝尊。当他专程到栖霞山拜访隐居在白云庵的道士张瑶星之时，肯定看到了“槭槭霜叶鸣”的情景。这有一个旁证。张瑶星有一位蔡姓友人，在寄赠张瑶星的诗篇中，也曾写过“红叶相招策杖游”的句子。
《桃花扇》的最后一出是《余韵》。这一出是整部剧本的点睛之作，曲终奏雅的那一套《哀江南》曲子尤其令人激赏。好句子太多，目不暇接，比如：“白鸟飘飘，绿水滔滔，嫩黄花有些蝶飞，新红叶无个人瞧。”这几句是写在秦淮窗寮上所见所感，思绪跳荡，“新红叶无个人瞧”所指的，应该就是栖霞山的枫叶。在明末清初，张瑶星很有知名度，在南京更有影响力。而《桃花扇》故事名闻遐迩，进一步扩大了栖霞山及其红叶的知名度。霜露既降，人们到栖霞赏枫，这个习俗也许是从《桃花扇》开始的。有了名家的示范，有了经典的吟味，有了桃花的映衬，栖霞山的红叶，自然越来越红。
